目的探讨获取人颞下颌关节滑膜A型细胞的较佳方法，为A型细胞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方法分别用组织块法、传统酶消化法与改良的酶消化法培养滑膜细胞，观察培养3 d、7 d、2周、4周时细胞生长情况，记录首次传代时间。通过免疫组化检测衬里层细胞CD68、组织蛋白酶S的表达来检测A型细胞吞噬功能。结果滑膜组织块法接种约7 d后部分组织块周围有细胞游离出来，约4周后滑膜细胞长势接近80%融合密度，可进行首次细胞传代。传统酶消化法细胞贴壁缓慢，4周时才能观察部分细胞团形成，向周围呈放射状生长，约6周后才可首次传代。改良酶消化法接种3 d后，光镜下观察部分单个细胞贴壁，有一些胶原酶未消化完全而又能经过研磨透过滤网的微小组织块或细胞团块，在贴壁后迅速向周围增殖，约2周后可首次传代，3周后再次传代的细胞量与组织块法4周后首次细胞传代时间相同。免疫组化检测CD68有阳性表达，细胞位于靠近关节腔侧，组织蛋白酶S未见阳性表达。结论改良的酶消化法培养对比组织块法、传统酶消化法，在获得相同细胞量的基础上，缩短了原代细胞培养时间。改良酶消化法传代时A型细胞尚在存活期间，给后期A型细胞纯化分离奠定了基础。巨噬细胞标志物Cathepsin S在A型细胞上无表达，提示A型细胞由于体内局部环境的作用，已有别于巨噬细胞。
目的研究信号转录和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ranscription activator3， STAT3）抑制剂WP1066对人气道上皮BEAS‑2B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分子机制，探讨WP1066治疗支气管哮喘疾病发病的潜在机制。方法WP1066处理BEAS‑2B细胞，应用MTT法测定细胞增殖，Western Blot 测定STAT3磷酸化水平及其下游靶点Cyclin D1表达水平。结果WP1066可抑制BEAS‑2B细胞的增殖，其抑制作用呈浓度依赖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WP1066处理细胞并不会降低总的STAT3蛋白水平，但可抑制STAT3磷酸化水平，抑制下游Cyclin D1蛋白表达。结论WP1066可通过阻断STAT3信号通路，从而抑制人气道上皮细胞增殖。
目的系统评价阿帕替尼联合SOX方案（替吉奥 + 奥沙利铂）治疗晚期胃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library、ClinicalTrials.gov、万方、中国知网，查找研究阿帕替尼联合SOX方案治疗晚期胃癌患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的随机对照试验。对纳入的文献进行数据提取，主要结局指标为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 DCR）；次要结局指标为部分缓解率（partial response rate， PRR）、安全性相关指标（高血压、蛋白尿、手足综合征、腹泻、口腔黏膜炎、疲劳、白细胞减少症、血小板减少症等不良反应的发生人数）。应用R 4.0.3进行统计分析，应用RevMan 5.3进行质量评价图的制作。结果共检索到1 699篇文献，最终纳入28项研究，包含2 110例患者。相较于SOX方案，阿帕替尼联合SOX方案能够提高患者DCR（OR= 3.90，95%CI：3.15 ~ 4.83，P< 0.001）、ORR（OR= 2.73，95%CI：2.26 ~ 3.31，P< 0.001）、PRR（OR= 2.33，95%CI：1.94 ~ 2.81，P< 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该治疗方案的药品不良反应：高血压（OR= 2.47，95%CI：1.26 ~ 4.83，P= 0.008）、蛋白尿（OR= 2.16，95%CI：1.46 ~ 3.21，P< 0.001）、手足综合征（OR= 2.19，95%CI：1.44 ~ 3.32，P< 0.001）的发生率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本荟萃分析结果表明，阿帕替尼联合SOX方案治疗晚期胃癌有效性显著，不良反应相对轻微，有望在临床上得到应用。
目的分析榄香烯联合恩度（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顺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恶性胸腔积液的效果。方法纳入2020年10月至2023年10月于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的非小细胞肺癌恶性胸腔积液患者98例，电脑随机数字法分组，研究组、对照组各49例，均行恩度及顺铂治疗，研究组则再加用榄香烯，完成近期疗效评估，治疗前/后测量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T淋巴细胞亚群，评估其体力状态及生活质量，统计患者胸痛、发热、白细胞减少等不良反应。结果缓解率比较，研究组为73.4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1.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研究组血清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 SCC）及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为（6.98 ± 0.71） mg/L、（7.05 ± 0.73） mg/L，显著低于对照组的（8.06 ± 0.88） mg/L、（8.45 ± 0.91） m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研究组CD4+及CD4+/CD8+T细胞为（44.97 ± 4.87）%、（2.24 ± 0.22），高于对照组的（41.63 ± 4.69）%、（1.80 ± 0.19），CD8+T细胞为（20.05 ± 2.17）%，低于对照组的（23.12 ± 2.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研究组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评分为（1.47 ± 0.15）分，低于对照组的（1.83 ± 0.19）分，卡氏功能状态量表（Karnofsky Function Status Score，KPS）评分为（80.93 ± 8.14）分，高于对照组的（76.14 ± 7.91）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研究组胸痛、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等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32.65%，与对照组（26.53%）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榄香烯联合恩度、顺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恶性胸腔积液效果良好，可下调患者肿瘤标志物水平，恢复其T淋巴细胞亚群平衡，有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
目的了解体检人群高尿酸血症检出率与患病情况并分析高尿酸血症患病影响因素，为其科学防控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选取安徽省某公立医院体检中心2021—2023年体检人群为研究对象，收集其人口学特征与血清尿酸等指标，通过χ2检验与logistic 回归分析体检人群高尿酸血症检出率与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结果总计纳入180 397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94 575例（占比52.42%），女性85 822例（占比47.58%），高尿酸血症整体检出率为21.34%，其中男性检出率为32.20%，女性检出率为11.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男性、超重与肥胖、青年、高血压患者人群检出率高于其他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男性、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青年、高血压、肌酐和血红蛋白与高尿酸血症之间呈现正向关联，肾小球滤过率、空腹血糖与高尿酸血症之间呈负向关联。结论高尿酸血症的检出率与患病率情况不容乐观，后续有必要进一步科普高尿酸血症知识、倡导健康教育、培养健康生活方式，以此实现高尿酸血症防治。
目的探索美国成年人的膳食模式和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 HUA）之间的关系。方法本研究基于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2007—2018年人群数据开展研究。按纳入排除标准，最终纳入25 526名美国成年居民。采用主成分分析提取调查对象的膳食模式，利用限制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 RCS）回归模型检测各膳食模式因子得分与HUA之间可能的线性或非线性依赖关系。采用3个节点的RCS进行建模分析，调整了所有混杂因素。将膳食模式因子得分四分位后，以最低四分位为参考，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的膳食模式与HUA患病风险的关系。logistic回归模型中协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贫困率、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吸烟、饮酒、身体活动、膳食补充剂使用、健康饮食指数、总能量和高嘌呤食物摄入。结果利用主成分分析共提取出3种膳食模式，分别为脂肪‑加工谷物‑奶酪‑添加糖（fat‑processed‑grains‑cheese‑added sugars，FPCS）模式、油‑蔬菜‑坚果‑全谷物（oil‑vegetables‑nuts‑whole grains，OVNW）模式和油‑白薯‑饮料‑海产品（oil‑white potatoes‑drink‑seafood，OPDS）模式。RCS分析表明， FPCS 模式得分与HUA患病风险呈线性关系 （P-线性 < 0.001），FPCS 模式得分越高，HUA患病率降低。OVNW 模式得分与HUA患病风险呈线性关系 （P-线性 < 0.001）， OVNW模式得分越高，HUA患病率降低。OPDS模式得分与HUA患病风险呈线性关系 （P-线性 < 0.001）。OPDS模式得分越高，HUA患病率增加。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中，FPCS和OVNW模式与HUA患病风险呈负相关（Q4：OR= 0.74， 95%CI： 0.62 ~ 0.87）和（Q4：OR= 0.76，95%CI： 0.66 ~ 0.87）。而OPDS模式与HUA患病风险呈正相关（Q4：OR= 1.54，95%CI： 1.41 ~ 1.70）。结论FPCS和OVNW模式与美国成人HUA患病风险的降低有关，而OPDS模式与HUA患病风险增加有关。
目的拓宽影响就医选择的因素渠道，加入了社会因素进行考量，为医疗资源分配、加速分级医疗和公共网络建设升级提供参考。方法采用OLS回归模型，综合分析社会信任、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地区因素等对就医选择的影响，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医患信任水平与就医选择之间呈现反向相关，个体医患信任度越高越倾向基层医院就医。结论较高的医患信任水平可以引导医疗资源下沉，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加强医疗合作加快基层医疗发展。
肺癌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对人类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被诊断为肺癌的患者通常会接受多种治疗，包括手术、化疗和/或放射治疗、免疫治疗及靶向治疗；然而，肺癌五年生存率仍然很低，特别是当癌症已达到晚期或发生远处转移时。因此，必须开发更有效、更新颖的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mmunogenic cell death， ICD）的诱导剂应用已被证明可以增强接受各种类型治疗患者的免疫力。ICD是指一种触发对死细胞抗原，特别是来自癌细胞的抗原的免疫反应的细胞死亡类型，它最初是关于使用传统细胞毒性药物进行抗癌化疗的效果提出的。本研究的目的是回顾和讨论ICD作为肺癌有前途的联合免疫疗法的作用和机制。
乳腺癌作为全球女性健康的重大挑战，其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干扰素调节因子3（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3，IRF3）属于人类干扰素调节因子（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s，IRFs）家族的一员，是一个关键的转录因子。IRF3在天然免疫应答的信号传递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近年来研究揭示了IRF3在肿瘤免疫学领域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乳腺癌中。IRF3不仅调节乳腺癌细胞的生长和凋亡，而且通过诱导Ⅰ型干扰素（type I interferons，IFN-Ⅰ）及其他重要细胞因子的产生，对肿瘤细胞的行为产生影响。然而，在乳腺癌中，IRF3的激活受到多种机制的抑制，这包括阻断IRF3依赖的细胞凋亡途径和通过调节微RNA表达来抑制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STING）等。在特定情况下，IRF3还可能促进乳腺癌发生及复发。本综述全面探讨了IRF3的基本特征、参与的信号通路、在乳腺癌发展中的作用及当前研究的最新进展，并总结了基于IRF3作用机制的潜在治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