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晚期乳腺癌应用贝伐珠单抗联合卡培他滨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选择2019年8月至2021年5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安庆医院肿瘤中心收治确诊的76例晚期乳腺癌患者，根据治疗方案不同，将患者分为对照组（采用单药卡培他滨治疗）和试验组（采用贝伐珠单抗联合卡培他滨治疗），每组38例。治疗4个周期后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和不良反应，比较治疗前后患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121、VEGF-145、VEGF-165水平、生命质量。结果试验组的客观缓解率[57.89%（22/38）]虽高于对照组[42.11%（16/38）]，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89，P=0.169）；试验组的疾病控制率[81.58%（31/38）]优于对照组[55.26%（21/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09，P=0.014）。试验组患者中位PFS（6.3个月）长于对照组（4.2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0.48，P=0.003）；试验组患者中位OS（14.8个月）与对照组（13.2个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5，P=0.704）。治疗后试验组患者血清VEGF-121[（201.25±18.37）ng/L比（276.83±20.26）ng/L]、VEGF-145[（102.24±12.16）ng/L比（170.39±15.28）ng/L]、VEGF-165[（135.08±14.32）ng/L比（210.53±16.09）ng/L]水平比对照组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7.03，P<0.001；t=21.51，P<0.001；t=21.59，P<0.001）。治疗后试验组健康调查简表（SF-36）生理功能[（80.18±13.96）分比（71.72±16.12）分]、生理职能[（67.19±30.62）分比（53.12±9.86）分]、躯体疼痛[（70.01±17.97）分比（61.06±17.57）分]、总体健康[（68.67±18.92）分比（57.96±20.97）分]、活力[（78.39±19.37）分比（68.26±18.52）分]、社会功能[（82.24±19.73）分比（70.92±20.31）分]、情感职能[（73.81±28.86）分比（60.23±29.19）分]、精神健康[（76.19±12.82）分比（70.31±12.54）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45，P=0.017；t=2.03，P=0.046；t=2.19，P=0.031；t=2.34，P=0.022；t=2.33，P=0.023；t=2.46，P=0.016；t=2.04，P=0.045；t=2.02，P=0.047）。试验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18.42%（7/38）]低于对照组[76.32%（29/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5.54，P<0.001）。结论贝伐珠单抗联合卡培他滨化疗对晚期乳腺癌具有较好的疗效，可显著降低患者VEGF水平，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且不良反应小，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三级淋巴结构（TLS）是肿瘤免疫细胞浸润的重要通道，肿瘤TLS的存在与患者预后相关，也与多种抗肿瘤治疗的疗效相关。探讨TLS的功能、免疫调控机制以及作为肿瘤预后生物标志物对综合抗肿瘤治疗的潜在价值，可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直线加速器的分次立体定向放疗（FSRT）对小体积脑转移瘤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8月至2022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放射治疗科行FSRT的21例小体积脑转移瘤患者（共计45个病灶）的临床资料。小体积脑转移瘤定义为病灶直径≤3 cm且体积≤6 cm3，剂量分割方案为27~30 Gy/3 F或30~40 Gy/5 F。放疗3个月后评估FSRT对小体积脑转移瘤的疗效及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并评估不同脑转移瘤的病灶直径、体积、剂量分割模式、生物等效剂量（BED）10以及病灶的分布部位亚组患者的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结果24个病灶（53.33%，24/45）疗效评价完全缓解，13个病灶（28.89%，13/45）部分缓解，8个病灶（17.78%，8/45）病情稳定，脑转移瘤局部控制率为100%（45/45），客观缓解率为82.22%（37/45），颅内远处进展率为23.81%（5/21）。治疗及随访期间，共有7个病灶出现放射性脑损伤，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为15.56%（7/45），症状性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为11.11%（5/4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病灶直径为2~3 cm患者的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比病灶直径<2 cm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80.00%（4/5）比7.50%（3/40），χ2=12.69，P<0.001]；病灶体积为4~6 cm3患者的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比病灶体积<4 cm3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57.14%（4/7）比7.89%（3/38），χ2=7.49，P=0.006]；病灶剂量分割模式为27~30 Gy/3 F与30~40 Gy/5 F患者的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52%（2/21）比20.83%（5/24），χ2=0.40，P=0.527]；病灶BED10<60 Gy与≥60 Gy患者的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8.57%（2/7）比13.16%（5/38），χ2=0.22，P=0.641]；病灶位于相同脑叶与单发病灶或多发病灶但位于不同脑叶患者的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8.57%（4/14）比9.68%（3/31），χ2=1.38，P=0.240]。结论基于直线加速器的FSRT对小体积脑转移瘤是有效的。病灶直径< 2 cm或体积<4 cm3的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较直径2~3 cm或体积4~6 cm3的脑转移瘤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低。
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PPLELC）是肺癌的一种独特类型，其组织学特征与鼻咽癌相似，发病与EB病毒相关，且血浆EB病毒DNA在PPLELC的进展、预后中具有预测价值。PPLELC不同于其他部分类型肺癌，其经典肺癌驱动基因突变率低，靶向治疗对其效果欠佳，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可能为晚期PPLEL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
E2F1作为转录因子类的核蛋白基因，与恶性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长非编码RNA（lncRNA）在多种肿瘤中存在异常表达。在lncRNA与肿瘤相关分子机制研究中，E2F1是一个关键的因子，可作为lncRNA的上游调控因子或下游靶标发挥作用，甚至可以互为调控形成正反馈环。进一步研究E2F1与lncRNA在恶性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可为肿瘤机制研究提供思路。
目的筛选接受结直肠癌（CRC）根治性切除术后患者总生存期（OS）的影响因素，构建CRC根治性切除术后患者OS的预后模型。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3月至2019年12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根治性切除术的350例Ⅰ~Ⅳ期CRC患者的基线资料。根据术前全身炎症评分（SIS）不同将患者分为0分组（n=70）、1分组（n=172）、2分组（n=108）。分析不同SIS、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与接受根治性手术CRC患者预后的关系，采用Cox回归模型对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模型。结果截至随访截止日期，350例CRC患者死亡80例，5年OS率为77.14%。SIS 0分组、1分组、2分组患者5年OS率分别为95.71%、79.65%、61.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0.19，P<0.001）。SIS 0分组、1分组、2分组患者间年龄（χ2=19.40，P<0.001）、肿瘤部位（χ2=8.18，P=0.017）、T分期（χ2=10.01，P=0.007）、TNM分期（χ2=14.80，P=0.001）、肿瘤直径（χ2=13.91，P=0.001）及癌胚抗原（CEA）水平（χ2=10.12，P=0.00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低NLR组与高NLR组患者5年OS率分别为82.67%、56.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4.96，P<0.001）；低LMR组与高LMR组患者5年OS率分别为66.85%、88.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45，P<0.001）；低SII组与高SII组患者5年OS率分别为86.14%、69.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76，P<0.001）。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HR=2.58，95%CI为1.54~4.32，P<0.001）、T分期（HR=2.41，95%CI为1.24~4.68，P=0.009）、N分期（HR=3.03，95%CI为1.85~4.94，P<0.001）、TNM分期（HR=3.61，95%CI为2.15~6.04，P<0.001）、神经侵犯（HR=1.97，95%CI为1.27~3.08，P=0.002）、脉管侵袭（HR=2.31，95%CI为1.49~3.59，P<0.001）、术前SIS 1分（HR=5.09，95%CI为1.57~16.56，P=0.007）、SIS 2分（HR=11.05，95%CI为3.42~35.65，P<0.001）、NLR（HR=2.97，95%CI为1.90~4.64，P<0.001）、LMR（HR=0.31，95%CI为0.19~0.52，P<0.001）、SII（HR=2.50，95%CI为1.54~4.06，P<0.001）均为接受根治性手术CRC患者术后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60岁（HR=2.27，95%CI为1.31~3.91，P=0.003）、TNM分期为Ⅲ~Ⅳ期（HR=7.08，95%CI为1.89~26.59，P=0.004）、术前SIS 2分（HR=4.02，95%CI为1.09~14.83，P=0.037）均为接受根治性手术CRC患者术后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筛选出的变量所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准确性：列线图的C-index为0.75。结论年龄>60岁、TNM分期为Ⅲ~Ⅳ期、术前SIS 2分均为CRC患者术后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此构建出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准确性。
近年来，免疫治疗尤其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延长肿瘤晚期患者生存期方面显现出明显优势，肿瘤微环境是影响免疫疗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微卫星稳定型结直肠癌患者在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中表现出免疫应答。深入探索微卫星稳定型结直肠癌的肿瘤微环境特点以及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治疗策略，可为结直肠癌免疫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目的评价恩沙替尼治疗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真实世界临床用药安全性。方法收集2020年12月16日至2021年12月16日接受恩沙替尼治疗（225 mg/次，1次/d）的2 221例ALK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临床资料，分析患者药物不良反应以及老年患者（年龄≥65岁）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2 221例患者中511例（23.01%）发生不良反应，其中8例（0.36%）患者发生严重不良反应。67例（3.02%）患者因不良反应导致剂量调整，18例（0.81%）患者因不良反应导致停药。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皮疹（407/2 221，18.33%）、瘙痒（41/2 221，1.85%）、便秘（41/2 221，1.85%）和面部水肿（31/2 221，1.40%）。36例（1.62%）患者发生≥3级不良反应。511例发生不良反应患者经对症治疗后，50例（9.78%）痊愈，271例（53.03%）好转，120例（23.48%）持续原状，70例（13.71%）由于失访或其他原因转归情况不祥。43例（1.94%）患者报告了57例次的非预期不良反应。599例老年患者中116例（19.37%）发生不良反应，其中1例（0.17%）患者发生严重不良反应。25例（4.17%）患者因不良反应导致剂量调整，5例（0.83%）患者因不良反应导致停药。老年患者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皮疹（88/599，14.69%）、便秘（14/599，2.34%）、面部水肿（12/599，2.00%）和瘙痒（10/599，1.67%）。12例（2.00%）患者发生≥3级不良反应。116例发生不良反应的老年患者中经对症治疗后，11例（9.48%）痊愈，58例（50.00%）好转，28例（24.13%）持续原状，19例（16.39%）由于失访或其他原因转归情况不详。在所有患者治疗过程中，1例（0.05%）患者发生2级间质性肺炎，未发生患者因不良反应导致的死亡。结论恩沙替尼在真实世界人群中应用具有较好的安全性，主要不良反应表现为皮疹，多为轻度，≥3级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不良反应整体耐受、可控。
胃癌患者常存在不同程度的血脂异常，且血脂变化与胃癌发生、发展及预后密切相关。胃癌中血脂代谢的机制也备受关注，可能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逆向转运胆固醇功能、抗氧化抗炎特性等机制有关。此外，他汀类药物或可降低患胃癌的风险及相关死亡率。进一步研究血脂水平与胃癌的相关性，旨在为未来胃癌预防与精准诊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前，针对传统影像组学的研究已逐渐成熟，但是它通常将肿瘤视为一个整体，高通量数据往往产生于整个肿瘤区域，无法表达明确的空间异质性。为挖掘肿瘤内部潜在的生物学信息，实现个体化精准诊疗，生境分析技术应运而生。该新技术提供了一种识别肿瘤微环境的新思路，其在传统影像组学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表征的肿瘤细胞群进行聚类，并据此将肿瘤分割为多个亚区域，让肿瘤研究不再受限于观察者对影像特征描述的主观差异，最理想化地得到肿瘤空间异质性信息。
目的探讨奥希替尼与埃克替尼治疗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在真实世界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3月—2022年5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确诊的151例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阳性晚期NSCLC初诊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法分为奥希替尼组（53例）和埃克替尼组（98例）。比较两组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期（PFS）及总生存期（OS）；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预后的影响因素；并按照转移部位及EGFR突变类型进行亚组分析。结果奥希替尼组和埃克替尼组患者的ORR分别为56.6%（30/53）、59.2%（58/9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9，P=0.759）；两组患者的DCR分别为83.0%（44/53）、91.8%（90/9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68，P=0.102）。奥希替尼组和埃克替尼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11.7、11.8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6，P=0.802）；两组患者的中位OS均为未达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1，P=0.969）。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肾上腺转移（HR=1.89，95%CI为1.04~3.41，P=0.036）为患者PFS的独立预后因素；性别（HR=2.22，95%CI为1.08~4.58，P=0.031）和肾上腺转移（HR=4.87，95%CI为1.76~13.46，P=0.002）为患者OS的独立预后因素。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胸膜转移（中位PFS：11.7个月比9.3个月，中位OS：未达到比未达到）、肾上腺转移（中位PFS：8.7个月比5.6个月，中位OS：20.0个月比15.3个月）、19DEL突变（中位PFS：14.5个月比13.3个月，中位OS：未达到比40.7个月）患者中，奥希替尼组倾向于有更好的生存结局；相反，在对侧肺转移（中位PFS：8.3个月比11.2个月，中位OS：未达到比40.7个月）、骨转移（中位PFS：11.7个月比11.8个月，中位OS：未达到比34.5个月）、肝转移（中位PFS：8.7个月比9.1个月，中位OS：未达到比23.8个月）、脑转移（中位PFS：11.7个月比15.3个月，中位OS：22.4个月比35.3个月）和21L858R突变（中位PFS：9.5个月比10.0个月，中位OS：22.4个月比未达到）患者中，埃克替尼组倾向于有更好的生存结局，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奥希替尼和埃克替尼对EGFR阳性晚期NSCLC患者都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两者均可作为一线治疗的选择。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出现为小细胞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研究发现PD-L1表达、肿瘤突变负荷、基因组特征、外周血指标等可作为接受免疫治疗的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预测指标。进一步探索评估相关预测指标，可为筛选免疫治疗潜在获益患者提供参考。
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预后较差。4-硝基喹啉-1-氧化物（4NQO）是一种水溶性的喹啉衍生物，在体内可以成功诱导鳞状上皮细胞癌的产生。建立并优化4NQO诱导小鼠ESCC形成的实验方法可以为ESCC研究提供更适宜的原位模型。
免疫治疗主要是利用机体免疫系统的各效应单元克服肿瘤的免疫逃逸或适应性免疫抵抗，精准识别并清除肿瘤细胞，使免疫系统的功能正常化或增强；其主要包括细胞因子治疗、抑制免疫检查点治疗、过继细胞免疫治疗、肿瘤疫苗和抗体靶向治疗等。鼻咽癌的免疫特征使患者可能适合免疫治疗或与放化疗联合治疗。近年来，PD-1抑制剂单独治疗及其与化疗联合治疗在复发/转移的鼻咽癌治疗中表现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及安全性，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纳入鼻咽癌的治疗模式已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乳腺癌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在现有的化疗、靶向治疗及内分泌治疗等内科治疗手段的基础上，免疫治疗的发展为乳腺癌治疗提供了全新思路。目前，免疫治疗在不同分子分型、不同阶段乳腺癌中的临床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此外，对免疫治疗与其他疗法联合应用、疗效预测标志物以及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探索也在不断进行。乳腺癌免疫治疗领域未来的研究和发展仍存在很大的空间，这些研究进展将有助于推动免疫治疗在乳腺癌中的进一步应用。
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通过抑制DNA损伤修复，导致同源重组修复缺陷（HRD）的肿瘤合成致死。目前已有两种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和他拉唑帕利获批用于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突变、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的挽救治疗和早期乳腺癌的辅助治疗。PAPR抑制剂单药表现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和可控的安全性。PAPR抑制剂联合化疗、放疗、抗血管治疗及免疫治疗等多项临床研究正在开展，PARP抑制剂的适应证也由BRCA突变延伸至HRD，从卵巢癌和乳腺癌扩展到其他实体瘤，将来有希望能惠及更多的肿瘤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