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乳腺癌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在现有的化疗、靶向治疗及内分泌治疗等内科治疗手段的基础上,免疫治疗的发展为乳腺癌治疗提供了全新思路。目前,免疫治疗在不同分子分型、不同阶段乳腺癌中的临床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此外,对免疫治疗与其他疗法联合应用、疗效预测标志物以及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探索也在不断进行。乳腺癌免疫治疗领域未来的研究和发展仍存在很大的空间,这些研究进展将有助于推动免疫治疗在乳腺癌中的进一步应用。
硫化氢是人体内的一种气体信号分子,可影响血管新生,调控肿瘤细胞凋亡、自噬,且可与肿瘤微环境中其他信号分子相互作用,通过多种途径抑制肿瘤发生发展。硫化氢供体主要表现为抑制肿瘤进展,许多研究致力于使用各种供体、以平稳的方式释放硫化氢并维持在治疗浓度,传统中药有较大的应用前景。硫化氢作用方式复杂多样,尚需进一步的研究探讨证实,为调控硫化氢的治疗药物提供理论基础。
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氧化酶2(Nox2)通过产生活性氧参与及影响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目前已发现Nox2在急性髓系白血病、胃癌、结直肠癌、卵巢癌、肺癌、食管癌中与患者的预后、肿瘤抗药性、分子靶向治疗等相关,有可能是恶性肿瘤新的生物标志物及潜在的治疗靶点。
目前,针对传统影像组学的研究已逐渐成熟,但是它通常将肿瘤视为一个整体,高通量数据往往产生于整个肿瘤区域,无法表达明确的空间异质性。为挖掘肿瘤内部潜在的生物学信息,实现个体化精准诊疗,生境分析技术应运而生。该新技术提供了一种识别肿瘤微环境的新思路,其在传统影像组学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表征的肿瘤细胞群进行聚类,并据此将肿瘤分割为多个亚区域,让肿瘤研究不再受限于观察者对影像特征描述的主观差异,最理想化地得到肿瘤空间异质性信息。
近年来,肠道菌群逐渐成为恶性肿瘤治疗相关研究的热点。肠道机会致病菌(如具核梭杆菌、脆弱拟杆菌)、肠道益生菌(如丁酸梭菌、乳酸菌)以及肠道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志贺菌)可通过影响信号通路、调节自噬、调节免疫反应、产生代谢产物及毒素以及通过粪菌移植等途径影响结直肠癌放化疗和免疫治疗疗效及相关不良反应,同时为结直肠癌靶向治疗提供大量潜在靶点。进一步研究肠道菌群与结直肠癌非手术治疗的关系,可为结直肠癌非手术治疗相关基础与临床研究提供参考。
目的研究肺腺癌软脑膜转移(LM)患者鞘内注射化疗后脑脊液培美曲塞的药代动力学,以指导临床鞘内注射化疗的给药方案。方法收集2019年11月至2022年11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经Ommaya囊行培美曲塞鞘内注射化疗的肺腺癌LM患者共21例,根据培美曲塞剂量分为30、40、50 mg组(n=10、n=4、n=7),各组于首次鞘内注射后0、0.5、1、2、4、6、12、24、48 h留取脑脊液,每个治疗周期第8天留取脑脊液。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脑脊液中药物浓度,明确药物相关药代动力学参数,比较各剂量组间脑脊液中培美曲塞浓度差异;观察并比较不同治疗周期鞘内注射化疗后脑脊液培美曲塞浓度变化。结果不同剂量组患者首次鞘内注射后0、0.5、1、2、4、6、12、24、48 h脑脊液中药物浓度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30 mg组:F=20.56,P<0.001;40 mg组:F=27.06,P<0.001;50 mg组:F=28.63,P<0.001),鞘内注射后0.5、1、2、4、6、12 h与鞘内注射0 h相比,各剂量组脑脊液药物浓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相较于30 mg组,50 mg组鞘内注射后1、2、4、6、12、24 h脑脊液中药物浓度增加,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脑脊液培美曲塞药代动力学分析显示,30、40和50 mg组药物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0-∞分别为(5 696.12±283.32)、(7 886.29±396.57)、(14 202.70±440.19)h·mg/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1 159.00,P<0.001);与30、40 mg组比较,50 mg组AUC0-∞增加(均P<0.05);与30 mg组比较,40 mg组AUC0-∞增加(P<0.05)。3个剂量组半衰期分别为(8.75±0.23)、(11.29±0.59)、(16.42±1.23)h,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06.80,P<0.001);与30、40 mg组比较,50 mg组半衰期延长(均P<0.05);与30 mg组比较,40 mg组半衰期延长(P<0.05)。3个剂量组达峰时间分别为(1.55±0.10)、(1.00±0.01)、(1.43±0.11)h,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48.11,P<0.001);与30 mg组比较,40、50 mg组脑脊液中药物浓度达峰时间变短(均P<0.05)。3个剂量组清除率分别为(7.02±2.46)、(5.80±1.25)、(3.66±1.32)L/h,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6.02,P=0.009);与30 mg组比较,50 mg组清除率下降(P<0.05)。3个剂量组达峰浓度分别为(540.45±32.25)、(820.75±46.47)、(1 014.78±64.96)mg/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07.70,P<0.001);与30、40 mg组比较,50 mg组的达峰浓度增加(均P<0.05);与30 mg组比较,40 mg组达峰浓度增加(P<0.05)。动态监测4个治疗周期鞘内注射化疗后脑脊液药物浓度,其中30 mg组脑脊液浓度分别为(13.76±4.79)、(11.41±7.08)、(9.41±2.59)、(7.86±4.02)mg/L,40 mg组脑脊液浓度分别为(14.45±6.59)、(12.87±15.73)、(11.24±2.48)、(9.09±3.38)mg/L,50 mg组脑脊液浓度分别为(12.94±10.34)、(9.72±7.62)、(8.15±8.17)、(4.34±4.21)mg/L;30 mg组不同鞘内注射周期脑脊液中药物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04,P=0.016),与第1周期相比,第3、4周期脑脊液中药物浓度下降(均P<0.05);40和50 mg组不同治疗周期脑脊液药物浓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0.28,P=0.837;F=3.57,P=0.066)。结论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可有效检测脑脊液中培美曲塞浓度,动态监测脑脊液中培美曲塞浓度可以为肺腺癌LM患者临床鞘内注射化疗给药剂量和治疗周期提供依据。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2基因融合是胆管癌发生的重要机制。靶向FGFR2的药物成为晚期胆管癌的主要治疗方法。以英菲替尼和培米替尼为代表的三磷酸腺苷竞争性FGFR抑制剂可有效延缓肿瘤进展,延长患者生存期,是FGFR2融合型晚期胆管癌患者的首选药物。然而,几乎所有经英菲替尼治疗的晚期胆管癌患者最终都产生耐药,需要联用其他药物治疗。福巴替尼可作为发生V564F突变的英菲替尼耐药性胆管癌患者的后线药物;对于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异常激活所致英菲替尼耐药胆管癌患者,MAPK抑制剂与热休克蛋白90抑制剂可作为新的治疗选择。
目的探讨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癌胚抗原(CEA)联合凝血指标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对直径≤1.0 cm的良恶性乳腺结节鉴别诊断的价值。方法选择2017年1月至2023年3月在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健康体检的直径≤1.0 cm乳腺结节患者为研究对象,将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的患者定义为训练集,2020年7月至2023年3月的患者定义为验证集。训练集中,良性乳腺结节患者83例,乳腺癌患者106例;验证集中,良性乳腺结节患者109例,乳腺癌患者136例。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乳腺结节良恶性的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构建良恶性乳腺结节的诊断预测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各项指标、诊断预测模型对乳腺结节良恶性的诊断效能。结果训练集与验证集中,良性乳腺结节患者与乳腺癌患者的中性粒细胞(t=6.76,P<0.001;t=9.14,P<0.001)、淋巴细胞(t=7.67,P<0.001;t=17.00,P<0.001)、NLR(t=13.97,P<0.001;t=17.41,P<0.001)、CEA(t=33.44,P<0.001;t=8.15,P<0.001)、PT(t=15.81,P<0.001;t=60.15,P<0.001)、APTT(t=39.50,P<0.001;t=16.34,P<0.001)、TT(t=13.34,P<0.001;t=14.37,P<0.001)、FIB(t=16.66,P<0.001;t=20.30,P<0.001)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中性粒细胞(OR=3.52,95%CI为1.26~5.37,P=0.036)、淋巴细胞(OR=2.64,95%CI为1.52~3.72,P=0.033)、NLR(OR=1.96,95%CI为1.15~3.42,P<0.001)、CEA(OR=2.16,95%CI为1.29~3.05,P<0.001)、PT(OR=1.75,95%CI为1.17~2.69,P<0.001)、APTT(OR=3.11,95%CI为1.55~5.38,P<0.001)、TT(OR=2.59,95%CI为1.38~4.11,P<0.001)、FIB(OR=2.89,95%CI为1.36~4.55,P<0.001)均是直径≤1.0 cm乳腺结节良恶性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NLR(OR=2.06,95%CI为1.32~2.76,P<0.001)、CEA(OR=1.19,95%CI为1.09~1.37,P=0.008)、PT(OR=1.63,95%CI为1.05~2.11,P<0.001)、APTT(OR=1.52,95%CI为1.13~2.34,P<0.001)、TT(OR=1.64,95%CI为1.14~2.74,P<0.001)、FIB(OR=1.42,95%CI为1.11~1.89,P<0.001)均是直径≤1.0 cm乳腺结节良恶性的独立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在训练集中,NLR、CEA、PT、APTT、TT、FIB诊断乳腺癌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3、0.65、0.69、0.72、0.73、0.70,NLR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为76%,特异性为69%。将多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建立诊断预测模型,logit(P)=1.76×NLR+21.42×CEA+5.14×PT+5.34×APTT+5.78×TT+6.52×FIB。ROC曲线分析显示,诊断预测模型用于训练集与验证集患者鉴别诊断的AUC分别为0.81、0.80。诊断预测模型对≤60岁及>60岁乳腺癌诊断的AUC分别为0.79、0.77,敏感性分别为82%、80%,特异性分别为75%、83%。诊断预测模型对肿瘤直径<0.3 cm、0.3~0.6 cm、0.7~1.0 cm乳腺癌诊断的AUC分别为0.63、0.74、0.91,敏感性分别为68%、73%、81%,特异性分别为72%、77%、84%。结论NLR、CEA、PT、APTT、TT、FIB均是直径≤1.0 cm乳腺结节良恶性的独立影响因素,利用NLR、CEA联合凝血指标PT、APTT、TT、FIB构建的预测模型对直径≤1.0 cm的良恶性乳腺结节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近年来研究发现,乳腺癌组织与正常乳房组织之间存在不同的乳房微生物群。乳房微生物群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其作用机制包括影响雌激素水平、脂质代谢、免疫调节和炎症反应等。调整饮食、合理使用抗生素及口服益生菌等可调节乳房微生物群,是预防和治疗乳腺癌的新方向。
鼻咽癌是一种与EB病毒(EBV)感染密切相关的癌种,并伴有癌巢周围高水平的免疫细胞浸润。EBV阳性鼻咽癌的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中存在两种功能相反的免疫细胞,但由于EBV表面膜蛋白和γ干扰素的作用以及程序性死亡受体1的高表达,TIME表现为免疫抑制作用。免疫疗法利用TIME免疫抑制特性改变其中的免疫应答水平,从而抑制鼻咽癌的进展。EBV相关鼻咽癌的免疫治疗方法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细胞免疫疗法、肿瘤疫苗与溶瘤病毒免疫疗法。进一步探讨EBV与TIME的关系以及EBV在鼻咽癌免疫治疗策略中的作用,可为EBV阳性鼻咽癌的精准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的治疗中已显示出显著的临床获益。有研究表明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可产生协同效应,同时多项Ⅰ/Ⅱ期临床研究提示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在局部晚期HNSCC中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获益,然而二者联合治疗的时机、放疗剂量/分割模式的选择及获益人群的筛选尚无明确定论。进一步探讨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在HNSCC治疗中的增效机制、临床研究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旨在指导HNSCC的临床实践、改善患者预后。
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作为一种免疫抑制细胞,是免疫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主要的促肿瘤免疫逃逸功能,近年研究发现,MDSC的促血管生成等非免疫学功能也能对肿瘤发展发挥促进作用。MDSC可通过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信号通路直接促进肿瘤血管生成,也可通过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9、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血管生成肽Bv8、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等细胞因子、外泌体或与其他细胞发生相互作用间接促进肿瘤生长和血管生成。探究MDSC的扩增活化、募集及促血管生成机制可为基于靶向MDSC的个体化诊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比较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术后放疗后不同预后患者的基因谱差异,筛选与放疗抵抗相关的遗传变异。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根治性手术及术后辅助放疗的32例ESCC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1年内是否出现照射野内复发分为复发组(放疗抵抗组,n=16)和稳定组(放疗敏感组,n=16)。分别提取患者的基因组DNA,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技术进行高通量测序。应用Trimmomatic、BWA、Picard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处理数据,通过GATK对比获得比对文件,然后利用Vardict软件从测序数据中筛选出两组的各类遗传变异。采用Kaplan-Meier法估算患者无瘤生存期(DFS)、总生存期(OS)。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ESCC患者DFS和OS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经样本数据质量控制,本研究最终纳入26例患者进行后续分析,复发组和稳定组各13例。全组非沉默肿瘤突变负荷中位数为0.95个/Mb,突变碱基替换类型均以C>T的转换为主,其次为C>G的颠换;发生频率最高的遗传变异依次是单核苷酸多态性(SNP)(75.1%)、缺失突变(13.7%)、插入突变(10.5%);复发组中肿瘤特有突变数目较稳定组稍高(中位突变数分别为36、34),且两组突变频率前十的基因谱明显不同。复发组中检测到392个特有突变基因,前5个分别为:MUC19、NPIPA5、EPPK1、FLG和FOXG1。稳定组检测到192个特有突变基因,前5个分别为TCHH、WNK1、AIM1L、COL6A5和DPCR1。复发组中位DFS和中位OS分别为15.0个月(95%CI为10.1个月~未达到)和26.2个月(95%CI为19.8个月~未达到),稳定组患者均未出现复发或转移。单因素分析发现,GRIK2(χ2=6.81,P=0.009)、MUC4(χ2=4.25,P=0.039)、MUC5B(χ2=4.03,P=0.045)、PRRG1(χ2=5.15,P=0.023)基因突变、3p缺失(χ2=4.16,P=0.041)和14q缺失(χ2=7.09,P=0.008)与DFS相关;FLG(χ2=6.41,P=0.011)、NPIPA5(χ2=4.57,P=0.033)、PKD1L2(χ2=6.41,P=0.011)、FOXG1(χ2=4.57,P=0.033)基因突变、3p缺失(χ2=3.88,P=0.049)、14q缺失(χ2=5.66,P=0.017)和18p缺失(χ2=3.85,P=0.050)与OS相关。多因素分析发现,14q缺失(HR=3.65,95%CI为1.18~11.32,P=0.025)是影响术后辅助放疗ESCC患者DFS的独立危险因素,FLG(HR=8.94,95%CI为1.52~52.74,P=0.016)、NPIPA5(HR=6.36,95%CI为1.23~33.03,P=0.028)基因突变和14q缺失(HR=3.82,95%CI为1.18~12.31,P=0.025)是影响术后辅助放疗ESCC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WES结果提示,术后辅助放疗ESCC复发组与稳定组的基因突变类型和突变率基本一致,但两组的基因突变谱明显不同。FLG、NPIPA5基因突变和14q缺失可作为预测术后辅助放疗ESCC患者预后的分子标志物。
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预测,到2025年,原发性肝癌患病人数每年将超过100万,是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威胁。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以消融术和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术为代表的局部介入治疗已成为不可切除中晚期肝细胞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其中TACE术适应证包括Ⅰb~Ⅲb期肝细胞癌患者。局部介入治疗已被证明有明确的免疫激活效应,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国内外临床试验和应用的逐步推广,局部介入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疗法展现出更有效的肿瘤反应率、更缓慢的进展时间及更长的生存期,为无法手术的中晚期肝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目的探究安罗替尼单药在一线标准方案治疗失败且体力状况(PS)评分差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二线治疗中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经一线标准方案治疗失败且PS评分差的ES-SCLC患者33例,所有患者二线治疗均口服安罗替尼10 mg,服用2周停1周,21 d为1周期,直至疾病进展或患者不可耐受。观察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和不良反应,采用Kaplan-Meier法估算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Cox回归模型分析PFS的影响因素。结果安罗替尼单药治疗至少2个周期后,33例患者中无完全缓解,部分缓解5例,病情稳定17例,疾病进展11例,ORR为15.2%(5/33),DCR为66.7%(22/33)。患者中位PFS为3.7个月(95%CI为2.9~4.5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一线复发时间(χ2=4.90,P=0.027)、脑转移(χ2=12.42,P<0.001)、肝转移(χ2=11.05,P=0.001)和控制营养状况(CONUT)评分(χ2=12.43,P<0.001)均是安罗替尼单药治疗经一线治疗失败且PS评分差的ES-SCLC患者PFS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脑转移(HR=3.21,95%CI为1.24~8.29,P=0.016)、肝转移(HR=2.80,95%CI为1.03~7.61,P=0.044)和CONUT评分(HR=2.72,95%CI为1.16~6.38,P=0.021)均是安罗替尼单药治疗经一线治疗失败且PS评分差的ES-SCLC患者PFS的独立影响因素。常见不良反应为乏力、高血压、食欲减退等,大部分不良反应为1~2级,3级不良反应发生率为9.1%(3/33),无4~5级不良反应。结论安罗替尼单药在一线标准方案治疗失败且PS评分差的ES-SCLC二线治疗中的临床疗效较好,不良反应可控。
放射性认知功能障碍(RICD)起病隐匿,有效防治措施匮乏。盐酸美金刚作为经典治疗药物,疗效局限,寻求多靶点联合用药是必然趋势。近年来,维生素E、维生素D对认知功能的保护作用受到广泛认可。多项基础研究表明,维生素E能够通过保护神经元、降低盐酸美金刚引起的不良反应在联合用药中发挥作用;维生素D与盐酸美金刚因具有显著协同效应也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盐酸美金刚联合维生素治疗方案有望为RICD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肝细胞癌(HCC)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的发病率及病死率居高不下。自从索拉非尼开辟了HCC靶向治疗的新时代,全球的药物研发人员在HCC系统治疗上的探索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与贡献。近年来,新型分子靶向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及其联合治疗方案在晚期HCC中进行了许多大样本、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免疫联合靶向以及双免疫联合的治疗效果相较于靶向或免疫单药具有显著的优势,在延长生存期、改善患者生命质量的同时也具有令人满意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