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癌及食管胃结合部癌(EGJC)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传统治疗方法通常以放化疗及手术治疗为主,但对患者的预后改善有限。近年来随着治疗手段的发展,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逐渐被公认为一线治疗方法。免疫治疗中,纳武利尤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对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阳性的患者表现出明确疗效,而其他免疫治疗(如肿瘤疫苗、工程化T细胞和非特异性免疫调节剂等)目前仍在试验或研发中。此外,靶向治疗目前仅在某些特定人群或在二线治疗中表现出较大的治疗潜力,如曲妥珠单抗对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的患者具有明确疗效,而对其他分子靶点扩增的患者疗效欠佳。深入探讨免疫治疗及靶向治疗在胃癌及EGJC中的研究进展,将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并为肿瘤的精准治疗提供参考。
目前,针对传统影像组学的研究已逐渐成熟,但是它通常将肿瘤视为一个整体,高通量数据往往产生于整个肿瘤区域,无法表达明确的空间异质性。为挖掘肿瘤内部潜在的生物学信息,实现个体化精准诊疗,生境分析技术应运而生。该新技术提供了一种识别肿瘤微环境的新思路,其在传统影像组学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表征的肿瘤细胞群进行聚类,并据此将肿瘤分割为多个亚区域,让肿瘤研究不再受限于观察者对影像特征描述的主观差异,最理想化地得到肿瘤空间异质性信息。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乳腺癌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在现有的化疗、靶向治疗及内分泌治疗等内科治疗手段的基础上,免疫治疗的发展为乳腺癌治疗提供了全新思路。目前,免疫治疗在不同分子分型、不同阶段乳腺癌中的临床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此外,对免疫治疗与其他疗法联合应用、疗效预测标志物以及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探索也在不断进行。乳腺癌免疫治疗领域未来的研究和发展仍存在很大的空间,这些研究进展将有助于推动免疫治疗在乳腺癌中的进一步应用。
近年来研究发现,乳腺癌组织与正常乳房组织之间存在不同的乳房微生物群。乳房微生物群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其作用机制包括影响雌激素水平、脂质代谢、免疫调节和炎症反应等。调整饮食、合理使用抗生素及口服益生菌等可调节乳房微生物群,是预防和治疗乳腺癌的新方向。
孕烷X受体(PXR)是细胞色素P-450表达的关键调节因子,参与氧化应激、类固醇和胆汁酸代谢、炎症反应、细胞凋亡、细胞增殖等多种生物学行为,还参与化疗药物的代谢、运输和清除。PXR激活后可通过遗传变异与表观遗传修饰、调节细胞凋亡以及参与磷酸化/去磷酸化等途径影响乳腺癌化疗药物耐药,可能是乳腺癌耐药患者潜在的治疗靶点。
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具有起病隐匿、复发转移风险高、预后差等特点。近年来,针对RAS、BRAF、MMR/MSI、HER2、MET、NTRK、POLE/POLD1等不同分子分型结直肠癌的靶向治疗相关临床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此外,结直肠癌分子靶向治疗与其他疗法联合应用的探索也在不断进行。阐明结直肠癌分子靶向治疗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进展,可为结直肠癌患者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作为一种免疫抑制细胞,是免疫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主要的促肿瘤免疫逃逸功能,近年研究发现,MDSC的促血管生成等非免疫学功能也能对肿瘤发展发挥促进作用。MDSC可通过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信号通路直接促进肿瘤血管生成,也可通过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9、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血管生成肽Bv8、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等细胞因子、外泌体或与其他细胞发生相互作用间接促进肿瘤生长和血管生成。探究MDSC的扩增活化、募集及促血管生成机制可为基于靶向MDSC的个体化诊疗提供新的思路。
Vav鸟嘌呤核苷酸交换因子3(Vav3)蛋白是Rho家族GTP酶的鸟嘌呤核苷酸交换因子之一,由原癌基因Vav3编码,参与调节细胞的增殖、凋亡、分化以及迁移等。近年来,Vav3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胶质瘤、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胃癌、胰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卵巢癌、骨肉瘤以及急性白血病中,Vav3的表达不同程度升高,并参与调控多个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的进展,影响患者的预后。Vav3有望成为这些恶性肿瘤的潜在治疗靶点。
慢性中性粒细胞白血病(CNL)是一种罕见的侵袭性BCR-ABL融合基因阴性的骨髓增殖性肿瘤,起病隐匿,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易与其他中性粒细胞增多的疾病混淆,易误诊。CNL增生的白血病细胞浸润大脑导致急性广泛脑出血属急危重症,较罕见。现报道1例CNL急性脑出血病例,以警示临床。
目的探讨通关藤联合XELOX方案对人结直肠癌HCT116细胞双硫死亡的作用及相关机制。方法体外培养结直肠癌HCT116细胞,分别用0、0.3、0.6、1.2、2.4、4.8 μg/ml浓度的卡培他滨,0、10、20、40、80、160 μg/ml浓度的奥沙利铂,0、15、30、60、120、240 mg/ml浓度的通关藤,0、4、8、16、32、64 μg/ml浓度的葡萄糖抑制剂BAY-876处理HCT116细胞;以及经25 μg/ml BAY-876预处理后再经以上各药物、各浓度处理HCT116细胞。将HCT116细胞分为阴性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卡培他滨组(4.0 μg/ml)、奥沙利铂组(90 μg/ml)、通关藤组(140 mg/ml)、XELOX方案组(4.0 μg/ml卡培他滨+90 μg/ml奥沙利铂)、通关藤联合XELOX方案组(140 mg/ml通关藤+4.0 μg/ml卡培他滨+90 μg/ml奥沙利铂)。BAY-876处理组为以上各组别中,每组加入葡萄糖抑制剂BAY-876 25 μg/ml。采用MTT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Annexin Ⅴ-FITC/PI双染法检测细胞凋亡情况,邻甲苯胺法检测葡萄糖浓度,NADPH比色法检测NADPH水平,胱氨酸摄取荧光法检测胱氨酸荧光强度,半胱氨酸比色法检测半胱氨酸含量。结果经0、0.3、0.6、1.2、2.4、4.8 μg/ml浓度卡培他滨,0、10、20、40、80、160 μg/ml浓度奥沙利铂,0、4、8、16、32、64 μg/ml浓度BAY-876,以及经25 μg/ml葡萄糖抑制剂BAY-876预处理后再经上述各药物、各浓度处理HCT116细胞后,细胞存活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644.60,P<0.001;F=417.30,P<0.001;F=1 028.00,P<0.001;F=1 066.00,P<0.001;F=847.70,P<0.001),且随着各药物浓度增加,HCT116细胞活性均逐渐下降(均P<0.05);经0、15、30、60、120、240 mg/ml浓度通关藤,以及经25 μg/ml葡萄糖抑制剂BAY-876预处理后再经上述浓度药物处理HCT116细胞后,细胞存活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F=107.50,P<0.001;F=619.70,P<0.001),且随着药物浓度增加,HCT116细胞活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均P<0.05)。Annexin Ⅴ-FITC/PI双染法结果显示,阴性对照组绿色、红色、黄色荧光强度均较弱,各用药组绿色荧光与红色荧光的表达增强,其中卡培他滨组红色荧光、黄色荧光占比较大;奥沙利铂组及通关藤组绿色荧光占比较小;XELOX方案组的绿色荧光和黄色荧光占比多于卡培他滨组及奥沙利铂组;通关藤联合XELOX方案组绿色荧光、红色荧光占比最大。经葡萄糖抑制剂BAY-876预处理后,各组细胞中绿色、黄色荧光均明显增多,其中,卡培他滨组和奥沙利铂组的绿色荧光、黄色荧光明显增多;XELOX方案组的3种荧光明显多于卡培他滨组和奥沙利铂组;通关藤联合XELOX方案组,3种荧光占比最大。阴性对照组、卡培他滨组、奥沙利铂组、通关藤组、XELOX方案组、通关藤联合XELOX方案组以及经葡萄糖抑制剂BAY-876处理HCT116细胞后以上各组的葡萄糖浓度分别为(19.91±0.13)、(22.82±0.88)、(11.87±0.14)、(17.93±0.14)、(10.53±0.10)、(7.56±0.08)μg/ml,(11.44±0.10)、(11.73±0.72)、(8.98±0.40)、(14.25±0.33)、(6.77±1.50)、(1.56±0.17)μ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762.60,P<0.001;F=118.80,P<0.001);与无处理的各组相比,经葡萄糖抑制剂BAY-876处理HCT116细胞后的细胞内葡萄糖浓度均显著降低(t=86.50,P<0.001;t=16.90,P<0.001;t=11.83,P<0.001;t=17.79,P<0.001;t=4.35,P=0.012;t=54.34,P<0.001)。各组NADPH水平分别为(131.80±2.61)、(93.87±1.00)、(136.50±3.69)、(105.70±0.84)、(146.90±2.94)、(105.00±2.25)nmol/gProt,(92.33±0.23)、(88.63±0.31)、(97.33±2.02)、(81.77±1.33)、(102.80±1.61)、(85.13±0.45)nmol/gProt,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225.60,P<0.001;F=125.50,P<0.001);与无处理的各组相比,经葡萄糖抑制剂BAY-876处理HCT116细胞后的细胞内NADPH水平均显著降低(t=26.11,P<0.001;t=8.62,P<0.001;t=16.13,P<0.001;t=26.38,P<0.001;t=22.78,P<0.001;t=14.97,P<0.001)。各组胱氨酸荧光强度分别为607.30±8.76、655.70±6.57、647.10±19.35、737.80±6.34、756.00±8.65、846.60±11.70,929.60±6.88、1 049.00±22.35、1 021.00±29.49、1 094.00±16.17、1 137.00±10.08、1 230.00±46.5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88.00,P<0.001;F=48.32,P<0.001);与无处理的各组相比,经葡萄糖抑制剂BAY-876处理HCT116细胞后的细胞内胱氨酸荧光强度均显著升高(t=50.09,P<0.001;t=29.26,P<0.001;t=18.34,P<0.001;t=35.53,P<0.001;t=49.66,P<0.001;t=13.83,P<0.001)。各组半胱氨酸含量分别为(457.00±30.69)、(581.20±30.69)、(326.40±5.49)、(374.20±5.54)、(565.30±5.54)、(246.80±30.69)μmol/L,(100.30±16.57)、(472.90±19.10)、(262.70±28.65)、(348.70±9.55)、(533.40±11.03)、(30.23±5.49)μ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10.00,P<0.001;F=423.50,P<0.001);与无处理的各组相比,经葡萄糖抑制剂BAY-876处理HCT116细胞后的细胞内半胱氨酸含量均显著降低(t=17.71,P<0.001;t=5.19,P=0.006;t=3.78,P=0.019;t=4.00,P=0.016;t=4.47,P=0.011;t=12.03,P<0.001)。结论通关藤联合XELOX方案可通过双硫死亡程序促进人结直肠癌HCT116细胞的死亡。
目的比较螺旋断层放疗治疗食管癌的临床疗效,探讨其对营养情况、血常规指标、炎症因子、免疫功能的影响并进行安全性分析。方法选取2021年5月至2023年4月江苏省溧阳市人民医院治疗的124例食管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螺旋断层放疗组(n=62)和调强放疗组(n=62)。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营养情况[转铁蛋白(TRF)、前白蛋白(PAB)、血清白蛋白(ALB)]、血常规指标[血红蛋白(HGB)、中性粒细胞计数、白细胞(WBC)计数、血小板计数]、炎症因子[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IL)-6、IL-1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免疫功能指标[CD3+T细胞、CD4+T细胞、CD4+T细胞/CD8+T细胞比值、自然杀伤(NK)细胞]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螺旋断层放疗组的疾病控制率(88.71%,55/62)显著高于调强放疗组(74.19%,46/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2,P=0.038)。治疗后螺旋断层放疗组TRF[(178.42±19.24)µg/dl比(171.27±18.19)µg/dl,t=2.13,P=0.035]、PAB[(0.37±0.11)g/L比(0.31±0.09)g/L,t=3.32,P=0.001]、ALB[(4.25±0.52)g/dl比(4.01±0.58)g/dl,t=2.43,P=0.017]高于调强放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螺旋断层放疗组HGB[(125.49±13.87)g/dl比(112.37±14.49)g/dl,t=5.21,P<0.001]高于调强放疗组,中性粒细胞计数[(4.91±0.75)×109/L比(5.37±0.84)×109/L,t=3.22,P=0.002]、WBC计数[(4.96±0.52)×109/L比(5.26±0.61)×109/L,t=2.95,P=0.004]、血小板计数[(227.15±25.38)×109/L比(241.37±26.91)×109/L,t=3.03,P=0.003]均低于调强放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螺旋断层放疗组CRP[(7.76±0.84)mg/dl比(8.11±1.01)mg/dl,t=2.10,P=0.038]、IL-6[(6.47±0.81)µg/L比(7.16±0.93)µg/L,t=4.41,P<0.001]、IL-18[(191.01±23.14)µg/L比(201.62±22.96)µg/L,t=2.56,P=0.012]、TNF-α[(3.65±0.41)µg/L比(3.82±0.43)µg/L,t=2.25,P=0.026]均低于调强放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螺旋断层放疗组CD3+T细胞占比[(41.27±5.45)%比(35.48±5.17)%,t=6.07,P<0.001]、CD4+T细胞占比[(36.11±4.49)%比(29.24±9.52)%,t=9.48,P<0.001]、CD4+T细胞/CD8+T细胞比值(1.35±0.19比1.21±0.13,t=4.79,P<0.001)、NK细胞占比[(14.68±2.79)%比(12.37±1.86)%,t=5.42,P<0.001]均高于调强放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螺旋断层放疗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80.65%,50/62)显著低于调强放疗组(93.55%,58/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9,P=0.032)。结论螺旋断层放疗较调强放疗治疗食管癌疗效显著,可提高营养水平,减少免疫力下降,且安全性较高。
目的分析炎症负荷指数(IBI)与胃癌诊断及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于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180例胃癌患者作为胃癌组,选取同期于本院就诊的180例胃癌前疾病患者作为癌前疾病组,同期于本院体检的180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分析IBI在胃癌诊断中的价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3组IBI值;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确定不同指标的最佳截断值,并进一步评估IBI对胃癌的诊断价值。采用R软件包glmnet进行LASSO回归分析筛选变量,对筛选出的变量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进一步确定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胃癌组、癌前疾病组和对照组患者的IBI水平分别为46.69±8.38、35.53±6.11、21.47±4.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81.45,P<0.001)。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胃癌组高于癌前疾病组和对照组,癌前疾病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4.43,P<0.001;t=34.15,P<0.001;t=25.13,P<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的最佳截断值为3.15(AUC=0.65,95%CI为0.54~0.73),特异性为92.31%,敏感性为43.97%;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的最佳截断值为137.36(AUC=0.59,95%CI为0.51~0.68),特异性为93.66%,敏感性为34.98%;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的最佳截断值为5.18(AUC=0.69,95%CI为0.58~0.76),特异性为61.29%,敏感性为73.33%;泛免疫炎症值(PIV)的最佳截断值为276.57(AUC=0.73,95%CI为0.65~0.78),特异性为78.41%,敏感性为59.77%;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的最佳截断值为654.37(AUC=0.73,95%CI为0.66~0.78),特异性为86.32%,敏感性为62.11%;IBI的最佳截断值为49.12(AUC=0.82,95%CI为0.79~0.92),特异性为85.36%,敏感性为65.82%。LASSO回归分析显示,共有IBI、T分期、N分期、年龄、癌胚抗原(CEA)、SII、PIV、肿瘤分级8个与预后相关的变量。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IBI(HR=4.57,95%CI为3.82~5.32,P<0.001)、T分期(HR=2.54,95%CI为1.75~3.31,P<0.001)、N分期(HR=1.69,95%CI为1.15~2.21,P=0.032)、CEA(HR=1.38,95%CI为1.06~1.75,P=0.032)、肿瘤分级(HR=1.87,95%CI为1.34~2.59,P=0.026)均为胃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IBI(HR=3.96,95%CI为3.51~4.48,P<0.001)、T分期(HR=2.31,95%CI为1.63~3.02,P=0.023)、肿瘤分级(HR=1.49,95%CI为1.12~1.83,P=0.042)均为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与低水平IBI胃癌患者相比,高水平IBI患者的死亡风险高达3.96倍。结论IBI可能是胃癌诊断及预后预测的重要标志物,对胃癌的诊治具有一定的科研和临床价值。
关于质子放疗与光子放疗优劣的争论已持续20多年,主要体现在剂量分布与临床结果的比较。由于剂量优势并不总能转化为更好的临床结果,目前西方国家展开了多项3期对比性临床研究。但这些临床研究的结果对放疗的改进意义如何,以及能否让这场争论尘埃落定,都值得讨论。这是因为治疗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射线种类,还取决于所使用的技术。因此探讨的重点不应该是哪一种射线更优越,而应是如何避免其缺点的同时充分利用每种射线的剂量特性。质子治疗和光子治疗都将在未来的肿瘤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有限的资源应该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每种射线的有效性。随着放疗技术及系统性药物治疗包括免疫治疗的飞速发展,降低治疗分次(SRS/SBRT)将是放疗的必然趋势。对剂量聚焦的需求将推动光子治疗向使用更多非共面射野的4π放疗方向发展,而更高的几何精度要求也会让基于人工智能的在线自适应放疗更为普及。
粒子射线放疗(PBRT)是基于质子和重离子(目前临床以碳离子为主)射线的放疗技术,通过扩展Bragg峰实现卓越的剂量分布,实现靶向肿瘤部位并保护周围正常组织,从而提供精准的肿瘤治疗。在生物效应方面,质子射线的相对生物效应(RBE)为1.1,略高于光子射线;而碳离子为高传能线密度射线,RBE一般为2~3,针对放射抗性和乏氧肿瘤更具优势。PBRT临床应用包括单线束放疗和混合线束放疗,后者综合不同粒子的优势,是肿瘤治疗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PBRT仍面临着众多挑战,技术上如运动靶区、剂量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呼吸门控和自适应计划等先进技术;临床上,有限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限制了PBRT的临床验证。现有的RCT研究,如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研究,虽观察到PBRT的获益,但也表明仍需进一步研究来确认其长期疗效和安全性。未来的研究除将PBRT与光子治疗进行比较外,还应探索将PBRT与免疫治疗等全身治疗相结合的治疗获益。回顾PBRT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概况,并进一步讨论其在肿瘤治疗中的成本效益,有助于为读者提供全面的理解,推动PBRT在肿瘤治疗中的发展和应用。